中国的城市信息化就诞生在这样的紧要关口，并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： 在中国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，迎接城市变革的挑战，信息化与城市化齐头并举。

　　就在中国面临双重挑战时，涵盖城市信息化所有内容的“数字城市”开始在全球兴起。1998年1月31日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里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“数字地球—认识21世纪我们这颗星球”的演讲中提出了“数字地球”的新概念。以地理空间信息为主要支撑的“数字地球”勾画出人类数字生活的美好愿景，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关于“数字城市”的探讨。

　　十年过去了，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起步期，进入到以电子政务、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期。电子政务、电子商务和社区信息化成为数字城市的三大“引擎”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信息化。

　　数字城市的热潮也波及到中国，那么，舶来的“数字城市”究竟适不适合中国？

　　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承载着城市机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重任，而西方国家基于“后城市化”时代背景提出的“数字城市”则像空中楼阁一样遥不可及。中国的“数字城市”面临着中国式难题。

　　“理想国”困局

　　翻开陕西省咸阳市的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“十五”规划》，“全面建设‘数字咸阳’，加速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”被清晰地写进“总体思路中。”

　　“数字咸阳”的目标是什么？从电子政务家庭100%到企业信息化，“数字城市”无所不包。然而，对于一个信息化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，这样大而全的“数字城市”能够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吗？

　　不只是咸阳这样一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市，在东北、华中、华南，几乎所有的省市，从直辖市到省会城市、地级市，“建设数字城市”都成了“十五”规划 中最耀眼的部分。

　　然而，几年后，当本报记者启动数字城市特别报道，向全国各地采访数字城市的优秀案例时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先问一句： “数字城市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数字城市更像是一个口号，而不是科学名词。”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副所长方裕说。即使是身兼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，方裕也无法准确地给出数字城市的定义，他所在的研究院主要专注空间地理信息的研究。

　　早在2000年前，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就曾专门做过数字城市的研究，并参与制定整体框架。早期的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基础层、管理层、应用层三部分构成。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构成了统一平台，在此基础上的管理层是对空间信息实施有效管理，而应用层则延伸出针对不同领域的众多应用，涉及政府、行业、企业及公众类应用。

　　同新加坡、日本等数字城市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较，我国的数字城市框架有许多相似处，都注重统一管理、统一规划，强化数字城市的顶层设计，资源共享贯穿始终。这些曾经是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中国呢？